城市是文明的中心，水是城市兴起的首要条件。距今4300多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是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建设的一座丰碑，城内已铺设了陶质排水管道。距今3000～3500年的商代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建设，比之平粮台古城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。西周至春秋战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已逐步完善，下水管道得到普遍应用，与城内沟渠和城壕一道构成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。此后的长安、开封、洛阳、杭州、北京等古代都城都建有发达的城市水系。围绕城市用水，历代都有具体规定，不过能见到具体内容的较少。
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，制定的《秦律》规定:“弃灰于道者被刑”。虽然指的是禁止在道路上抛洒灰土，但暗含着灰土随雨水流入城市下水道影响排水的法理。
汉长安城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壕和明渠组成。明渠自西向东横贯全城，长度约为9000米。由城壕和明渠组成的排水干渠总长约35公里，汉长安城市水系有昆明、镐、太液等池，均有调洪蓄水的作用。具体管理制度不详。
三国时期，章武三年（223年）九月十日，蜀国丞相诸葛亮颁布护堤令：“按九里堤捍护都城，用防水患，今修筑竣，告示居民，勿许侵占损坏，有犯，治以严法，令即遵行”（ 杨重华.丞相诸葛令碑.载《文物》1983年，第5期）。意思是，要根据修成的九里堤防护成都水患，不准损坏堤防，如有违反，将依法严肃处理。 这也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城市防洪法令原件。
唐玄宗开元十九年(731年)“夏六月，诏修理两都街市、沟渠、道桥。”(《历代宅京记·卷六》)，“其旧沟渠，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。”(《册府元龟·卷十四》)。唐代文献中保存了两条有关城市排水的资料：一条是某甲宅中修排水渠将污水往宅外街道被吿发。另外一条是某乙将家中的污水排往邻街，被县令责杖六十不合法，请求“依法正断”，审理结果认为应该判乙胜诉。可见当时已有城市排水法细则。
宋代东京的汴河“每岁兴夫开导至石板石人以为则。岁有常役，民未尝病之。而水行地中。京师内外有八水口，泄水入汴。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，昔人之画善矣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诏:“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，即遣禁兵三千，沿河防护。”元祐四年(1089年)“十二月，诏:京城内汴河两岸，各留堤面丈有五尺，禁公私侵牟。”（《宋史·河渠志》）。
元代大都（今北京）金水河管理制度规定，在河中洗手洗衣物要受鞭笞。但细节多已佚失。
明代西安原有龙首渠供水，但只够东城使用，成化元年（1465）项忠主持兴建广成渠，引义河、皂河入西城，接着疏通永济渠。这些古渠道贯通后，在长安城中相互疏通，构成水运交通网，不仅解决了居民生活用水问题，也方便了运输。 项忠深知修建水利工程的艰难，他很重视对用水的管理，他在主持修建长安居民用水工程的同时，于成化初年（1465—1466），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———《水规》。《水规》规定得很详细，用文字刻在《新开通济渠记》石碑背面。总文字不足1000字，近年经有关人员考证，节略为11条。主要内容是：（一)设管理员“老人”一名，原龙首渠巡视老人，人夫仍旧巡视修堰，不得依赖新渠。(二）皂河上源及西城壕70里，设老人4名，另每里人夫2名养护。丈八头到城两岸植树。老人朔望日赴官发放（初一、十五赴官汇报）。（三）自西门吊桥南，转自东门吊桥南城壕内所栽茭藕等供都司三卫（都指挥使司并左、右、中三部驻军）公用；其北则供西安府及市、按二司（布政司、按察司）采用。（四）丈八头以上军民用交、皂河灌田，前项老人量宜分用，不许多分、断流。（五）丈八头以上沤烂水者，令前项老人禁约。（六）丈八头分水石闸由琏佥附近2户管理养护，规定分水深1尺，即可够用，余水仍归皂河故道。（七）西城壕西岸置水磨1座，其北置窑厂一所，佥定四方看管养护，就“磨课”收入为修渠开支。（八）窑厂东置木厂一所，收桩木善物，备修渠用，令管磨者管理。（九）水自西城入，东城出；渠用砖灰圈砌，圈顶以土填与街道平。每20丈留一井口。各自井口令当地1户养护。规定冬春寒每半月、微寒每7日、夏秋大热每2日、微热每4日一次，派人进入渠内往来查看，防有弃置死物，由看管者负责。（十）各官府从渠道分水，校尉人等无所统属，不易管理，于分水处井口各置锁钥，由当地看管人户执掌，酌量将分水闸按时启闭，不能由校尉等任意取水。（十一）城内不许于渠上或渠旁开张食店、堆积粮食，不准污染渠水，防止虫鼠穿穴。此外再有碍事理，一律禁约。项忠重视水利，重视管理，他的贡献得到了当时和后世人的肯定。
清代对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十分重视，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。“顺治元年(1644年)，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，以时疏浚(若旗民淤塞沟道，送刑部治罪)。”（《光绪顺天府志·京师志》）。康熙五年(1666年)，“定修筑城壕例；护城河遇水冲坏处，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；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；城上挂漏处，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