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自来水厂总工程师税西恒
抗战时期的挑水工
1943年，七星岗自来水公司直属售水站。
□杨耀健
1932年3月，重庆自来水公司建成投产，本埠市民第一次用上清洁卫生的自来水。由于自来水是水厂生产出来的，老市民称之为“机器水”，这种叫法，偶尔还能从老人口中听到。
没有自来水的年代 挑水工有两万余人
重庆两江环抱，水资源丰富，却由于是山城，用水问题长期困扰本埠居民。早年除某些街巷凿有水井外，广大居民无水可取，日常开支中必须包括买水钱。挑水工到长江或嘉陵江边去挑水，爬坡上坎很费力，力资不菲。清末时，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魁。相当长一个时期，挑水工在本埠是正儿八经的职业，兴旺发达。
挑水工大多来自各地农村，没有其它技能，以出卖劳力维持生计。据史料记载，上世纪20年代重庆的挑水工有2万余人，居住在沿江一带的简陋房屋内，有条街道干脆以“水巷子”为名，挑水工则被称为“水夫子”。国画大师徐悲鸿所作《巴人汲水图》，描绘的就是抗战期间挑水工劳动的场景。
笔者从刘家后人口中，得知其祖父刘德贵早年做过挑水工。在刘家后人的叙述中，重现了“水夫子”的生涯。原来，挑水工也不是想做就做的，必须依附所谓的“水桶栈房”，也就是水把头掌控的经营机构，登记并交纳保金，才能领到做有记号的水桶和扁担，得到指定的业务，还得按月上交月租。
水帮有严格的地域规定，朝天门的挑水工，不能跑到临江门、黄花园去挑水，如果被发现，水桶要被砸，因为你抢了他人的饭碗。
刘德贵包揽了大梁子（今新华路）两家大杂院，十多家人户的吃水用水，全靠他一肩挑。他清早就起身，到豆花馆吃干饭，早餐吃干饭耐饿长劲。然后去千厮门河边取水，迈开爬满青筋胀鼓鼓的双脚，闪闪悠悠爬坡上坎，直奔用户家。进门后他把水倒进水缸，接着从人家灶门前的桴炭罐罐里，取一块桴炭，认真地在门板上、墙壁上划“正”字。一挑水划一笔，五挑水刚好一个“正”字，月底按“正”字计费收钱。从早忙到下午收工，之后去茶馆喝茶休息，听听评书。靠着勤劳，他娶了老家的一位女子为妻，在重庆城扎下根。
再说用户，所谓一担水，指挑水工能挑动的两桶水，一百斤左右，沿途免不了泼洒，真正挑上门的不足百斤。多数家庭只要一担，少数家庭要两三担。因为金贵，家家备有大水缸贮水。江水浑浊，普通家庭任其慢慢沉淀，比较讲究的人家则另置砂缸过滤。同样因为金贵，各家各户都注重一水多用，其顺序为：淘米淘菜、洗脸漱口、洗衣洗被褥、擦地板冲马桶。洗澡属于奢侈，劳动一天用湿毛巾擦擦身子已是莫大享受。上半城居民冬季大多索性不洗澡，任凭跳蚤满床跑。下半城居民热天可以下河沐浴，得天独厚，但洪水泛滥时临江住房要遭殃。
江水未经消毒，卫生问题多；遇有火警，则无法及时取水施救。《重庆商埠月刊》记载：“一般市民，浊水饮而疾疫生，汲水难而火灾迭见。”修建自来水厂，已成当务之急。
打枪坝水塔造型独特
被印制在民国钞票上
1926年重庆商埠办公署成立，督办潘文华提议兴办自来水厂。1927年春，重庆自来水筹备处成立，后改组为重庆自来水公司。工程款一部分由商界募集，一部分由军阀刘湘以军队借款、房捐附加税、马路经收货股附加税支付，也就是官商合办。
制水厂选址打枪坝，位于通远门内五福宫后侧，早年是清代绿营官兵的射击训练场，有一块平整的台地。此处是老城的制高点，可以居高临下供水。取水厂选址大溪沟观音梁，嘉陵江水质比长江水质好。取水厂以直径500毫米铸铁管输水到制水厂，埋在地下，全长约两公里。
自来水公司聘请留德专家税西恒任总工程师。当时重庆没有水泥厂，他便因地制宜，以条石代替钢筋混凝土，建筑厂房、水池、水塔，并亲临现场指挥施工。当德国进口设备运送到工地时，他亲自去查验，不料跳板突然断裂，他不幸摔断三根肋骨，经抢救治疗，方才恢复健康。
税西恒设计的水厂配备了原水池、沉淀池、砂滤池、清水池，是当时中国西部第一家现代化水厂。他设计的水塔尤其出彩，整体为法国风格，分台基、塔座、塔身、塔尖四个部分。台基上有18根石柱组成的圆形柱廊；塔座用条石砌筑，开有一个小门，由此可上塔顶检修；塔身为圆柱体，塔尖为盔形。打枪坝水塔独特的造型，被印制在1937年发行的“中国农民银行”5元面值钞票上。
重庆自来水厂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。那时没有三氯化铁、二氧化氯等化工品，制水主要靠砂滤池去除杂质，用漂白粉消毒。于是要求每天定时检测清水池，如有异常，关闭水泵停水排查。洪水期间江水泥沙俱下，水厂时常利用夜间停水，淘洗水池。该厂把水质放在第一位，赢得市民的信任和好评。
1932年3月1日，重庆自来水公司建成投产，标志着山城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。管网敷设一路从打枪坝到朝天门，折往临江门、大溪沟，一路从打枪坝到两路口、上清寺。水厂初期每日供水10000吨，公司第一期设有水站10个，沿途售水。每个水站有几个水龙头，口径为四分（半英寸，与如今家用水龙头一样大小），材质为镀锌铁管。初始水价每担三分五厘钱，比挑江水吃便宜。1937年潘昌猷出任董事长，胡子昂出任经理，售水站增加到29个，基本覆盖老城区。
自来水清洁又便宜
却遭到挑水工反对
白花花的自来水香甜可口，一拧龙头便源源不断，价格也便宜，哪知最初销售业绩并不佳。首先是遭到挑水工的反对，他们的饭碗不保，岂能容忍？于是满城放出谣言——自来水是阴沟水，又黑又臭，所以要放药粉消毒，用石灰漂白。
反对者中就有刘德贵，他与挑水工弟兄们，夜里故意去回填白天挖开的水管预埋地沟，还去有关部门请过愿，但收效都不大。抗战爆发后，重庆人口逾百万，居民用水猛增。此时要求送水的用户大量增加，挑水工再度走俏。
中国技术落后，设备器材全部依赖进口，成本高，自来水公司一时无力铺设分管网。所以一大片居民区只设立一个售水站，安装三五个水龙头，排长队成为常态。特别是夏天，因水厂产量有限，甚至半夜三更也有人排队取水。居民大多有职业有收入，不会为了一担水去售水站站队排班，结果还是有人请刘德贵送水上门，他因而又以此维生数年，后来另谋出路。
继挑水工反对之后，自来水又遭到茶客群起抵制，说“机器水”有股药味道，泡茶不好喝，坚决不喝自来水泡的茶。各茶馆因而只好照旧使用河水，并且在门外悬挂“河水香茶”之类的广告。豆花店则悬挂“河水豆花”的招牌，以此招徕顾客。一些市民思想保守，听信谣言，认为祖祖辈辈都用井水、河水，拒绝使用自来水。沿江贫民由于节俭，则宁愿用未消毒的河水。
后经过水厂大力宣传，特别是使用者的口碑，自来水终于得到民众认可，用户直线上升。水厂也不断加大投资，改进设备，增加产量。
自来水公司为抗战做出过贡献。日军轰炸重庆期间，显眼的自来水厂当然也成为目标，厂区曾经多次中弹，所幸水塔和水池坚固，未被摧毁。
1949年9月，朝天门一带发生火灾，消防队闻警出动，不料到达现场，消火栓内竟然无水，直接向自来水公司求援。后来才得知，是因警察局人员非法用水，截断了水源。
重庆自来水公司产业工会，在9月6日给重庆市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：“本月二日下午四时三十分，公司接获消防队火警电话（此时距起火已近一个小时)，赓即一面放水，一面派火警班领首工人苟耀才率领苏献忠等二十多人，乘坐卡车紧急出动。车经纪功碑（今解放碑），见有六人携带水桶在该地放水，切断了火场水源。工人上前制止，致起纠纷。该取水人等乃声称是警局清洁夫，还拉来警士二十多人，齐声呼打。火警班工人不能履行关闭旁支管道，使水力集中火场。”
因较长时间缺水施救，干燥的空气和凶恶的阵风，不断助长火势，转眼间熊熊烈火已成燎原之势，给朝天门地区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。这固然有人为因素，却也证明解放前管网薄弱，难以应付突发事件。
新中国建立，重庆供水逐年有所改善，但管网敷设仍然相当有限，居民还得去水站交费取水。机关单位用水虽然由公家出钱，却只有少量公用水龙头，家属们为洗衣洗菜争水之事，时有矛盾。直到改革开放，经济社会发展，家家户户都有水管单独入户，山城民众方才彻底告别了多年的困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