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现场
教育部部长陈宝生6月21日在成都表示，中国教育“玩命的中学、快乐的大学”的现象应该扭转。对中小学生要有效“减负”，对大学生要合理“增负”，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，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、拓展课程深度、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，真正把“水课”变成有深度、有难度、有挑战度的“金课”。
在当天于四川成都举行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，陈宝生指出，要推进本科教育回归常识、回归本分、回归初心、回归梦想，把“培养人”作为根本任务。本科教育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。高校领导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，教师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，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，教学条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，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，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，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，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。
基础教育“苦”、“严”，而高校教育“松”，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。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学生为实现升学目标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业上，而到了高校，却变得迷茫，无所事事。在笔者看来，中国高校严进宽出教育模式，也是基础教育学生负担重的根源之一，要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，必须提高高校学业要求，实行“严出”培养模式。教育部部长提出高校要合理增负，不是给高校生增加额外的学习负担，而是回归教育的本质。
“严进宽出”需改变
中国高等教育的“严进宽出”(近年来高职院校和部分民办院校、独立院校更是“宽进宽出”)，让基础教育变得短视、功利。于中学而言，关注的是有多少学生考进名校，而不是学生的长远成长。于高校而言，会关注招生多过学生的培养。
高校“严进宽出”，本来就难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，综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，没有不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的，就连社区学院、职业学院的要求也极为严格，有很高的淘汰率，毕业率不高。
除此，高校宽出培养，也让基础教育以功利态度对待升学。中国从2018年起取消所有高考奖励性质加分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考加分被功利对待，甚至出现弄虚作假。中国的艺术考试、招生，也存在“曲线高考”问题。一些没有艺术兴趣的考生，却为了考上更好的高校获得文凭而进行艺考培训。
高质量教育至关重要
严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要求，会引导社会正确看待高等教育。首先，不能把被高校录取，视为学业的成功，录取了不努力学习，同样很难拿到毕业证书。其次，不再把“考进高校”，作为基础教育奋斗的终极目标，而要考虑怎样为高校以及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基。再次，由于每个高校(学院)都强调质量和品质，学校的身份概念淡化，由此破除学历社会意识，先读社区学院，再转入综合性高校，不会因质量差异被歧视。
而中国社会在评价高校毕业生时，大多难以采用“质量标准”对学生的实际能力进行评价，而采用“身份标准”，以学生的高校出身来评判。这就让高考这一环节变得尤为重要。简单来说，只要在这一环节考上层次更高的高校，就会获得相应的身份，让所有的竞争、比拼，都集中在基础教育，毕其功于一役。甚至有些考生宁愿多年复读高考，也不愿进入一所普通高校努力奋斗。
高等教育的严格要求，对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基础教育回归育人，都至关重要。中国高校要成为一流高校，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近年来，中国高校普遍存在重学术研究，轻人才培养的问题，这严重影响一流高校的建设，难以提高高校的国际竞争力。
另外，中国基础教育推进减负已经减了几十年，但基础教育学业负担重，高校毕业要求宽松的问题，却越来越突出。相对而言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，小学、初中的学业压力相对较小，以培养学生兴趣为主;而进入高等教育阶段，学习任务则会艰苦得多，很多高校的本科教育可以说“年年像高考”。其实，这更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，在孩子完善个体认知，培养兴趣，探索兴趣阶段，应该给他们更充足的自由发展空间，而到了成人，进入专业学习领域时，则应该加以严格的训练。
高校的严格培养，也是中国改革高考录取制度的基础。近年来，针对高考录取制度改革，舆论质疑会滋生潜规则，而如果高校实行严出培养要求，这一问题也就得到解决。因此，为中小学生减负，除了抓基础教育学校规范办学之外，还需要高等教育的积极作为，中国高等教育必须严格培养质量标准，并为此推进招生、培养改革。事实上，只有坚守人才培养的出口标准，才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